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我想借此机会结合自己在地方财政局国际科和国际农发基金实习工作的两年经历，谈一下自己对财经外交工作的一点认识。
有时候我觉得，国际科在地方财政局的地位，就如同经济学在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的一般，必须承认，国际科(外经科)在地方财政局处于非主流和边缘角色。我们既不编制预算决算报表，也不给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拨付资金。简单地说，我们只负责打造贷款和赠款项目找外国的洋人们要钱。洋人的钱不好用啊，要来了就得按洋人的规矩办事，很麻烦，费了几年工夫才能要到钱，一不留神，咔嚓，资金就被砍掉了，眼看煮熟的鸭子都能飞走。
都知道洋人很麻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屡败屡战向中央争取洋人给我们贷款?原因很多，譬如贷款期限长、利率低，项目设计水平过硬，推动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从更宏观的角度，通俗地说，就是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走进来，让中国人走出去。在80年代初期，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遍持观望态度，许多机构不敢到中国投资。世界银行发放给中国的贷款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一度达到40%，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标杆引导作用。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很多新的理念、机制与制度的形成，都是率先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中引入的，比如竞争性招标采购机制，工程师监理制度，建设项目业主负责制，城市排污收费制度，资金支付的报账制度，可研、环评、移民安置的强制性要求，以及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大学扩展的政策设想，最初同样来自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在中国推行的这些制度，都是在西方国家通行的，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些制度，不适应这套话语体系，就不可能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上玩得转。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加入世行、imf，1986年成为亚行成员国，XX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XX年，我们宣布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实现了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大步跨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么优秀的导师，师夷长技以自强，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学得快，出师也快。
必须感谢小平同志定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感谢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种种可能性。只有打开国门，主动与西方接触，虚心学习西方的契约精神，法治理念，平等观念，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在充分熟悉和理解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做出更为西方人所容易接受的举措和行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在来财政局工作前，我曾经在法国留学一年。下面我再来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对留学生和外交官的看法。留学生和外交官是最早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群体，也承担着输出东方文化，输入西方文化的重任。想要当好这个角色，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得巧妙的平衡，这并不容易。
在我赴意大利实习前，大学同学曾赠诗一首：九州新颜不自开，三峡尚待西风来。究学洋务扶桑梓，莫废今世嵩焘才。汉代张骞出师西域，清末郭嵩焘出使英法。张骞被后人传颂千年，而郭嵩焘在世时却被冠以汉奸的骂名。为什么两人的评价会如此分化?时代背景使然。大汉帝国与西域主动交好，从皇帝到官员开明专制;而清廷闭关锁国，王公大臣因循守旧，顽冥不化，"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之，开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是在法兰西和德意志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周恩兰，邓小平，陈毅和朱德，留学生和外交官们的观点总是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在历史变革时期往往走在前列，成为革命与改良的鼓吹者和操盘手，即便他们的呼吁不一定能够得到回应，有可能如郭嵩焘一般留下骂名乃至身先死。
回首先贤，从容闳留美到幼童赴泰西留学，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从郭嵩焘出使英法到顾维钧巴黎和会舌战群雄，从周恩来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到中国合伙人感动中国，中国与西方面对面接触的每一步都是梦想照进现实。盛唐之时，尚有玄奘远赴西方天竺国取经，今天的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地方依然数不胜数。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大国从教育、科技、民生、军事、政府治理等各方面依然遥遥领先于中国，我们必须看到，在现实与满怀自信地宣告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之间依然横亘着种种挑战和危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然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能亲眼目睹或者经历反市场、非法治的行为。中央的美好构想从理论、政策和文件转化成可感知可触摸的现实，还需要国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最后，再来谈一谈我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期望。愿我们每天不再为呼吸的空气和一日三餐的食物发愁，愿医生不再收红包，城管不用野蛮执法，法官可以独立判案，记者报道无禁区，农民工子女能够正常上学......所有人，用合法收入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中国梦能否实现，将取决于包括在座各位的每位国人。
述职完毕，谢谢大家!
